证券时报记者 贺觉渊
11月6日,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、党组书记谢伏瞻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1年会上表示, 当前超大、特大城市规模过大,部分城市已经超出其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治理能力,加大了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,引发了一系列城市病。大城市应高度重视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,不断增强辐射和带动作用,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,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过密和功能不协调的问题。
谢伏瞻指出,经过四十多年发展,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提高到60%以上,几亿规模人口流动在推动流入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,进而提高国家总体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,也给人口流出地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。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下的主要是老人、妇女和儿童,人口老龄化和村庄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,对农村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的制约,农村农业发展难以跟上工业化、城镇化的步伐。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,但在我国拥有14亿多人的国情下,城乡仍将长期共存,这决定了必须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。
“从七普数据反映的情况来看,农村人口外流的趋势仍在延续,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幅快于农村,在这样的情形下,乡村振兴如何发展,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。”谢伏瞻说。
谢伏瞻指出,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,我国的城镇化格局还不够科学合理,出现了超大、特大城市过度碰撞,部分中小城市,特别是小城镇萎缩,城市发展两极分化加剧的现象。2010-2020年,我国超大、特大城市数量从12个增加到21个,常住人口规模从16284万增加到29255万,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2.15%提高到20.72%;同期,小城市的数量从493个减少到466个,常住人口规模从3.5亿下降到3.2亿,占全国人口比重从26%下降到23%。
谢伏瞻表示,超大、特大城市规模过大,部分城市已经超出其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治理能力,加大了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,引发了一系列城市病。同时,人口和经济活动向超大、特大城市过度积聚,对中小城市形成了竞争和虹吸效应,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部分中小城市的发展机会,加剧了地区和城镇间的不平等。
谢伏瞻认为,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,必须因地制宜,推进城市空间布局形态的多样化,努力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新格局。东部地区以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,合理控制大城市的规模,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,形成多中心,多层级,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。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可以培育多个中心城市,避免一枝独大的弊端。
谢伏瞻认为,大城市应高度重视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,不断增强辐射和带动作用,通过建设一批产城融合,职住平衡,生态宜居,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,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,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过密和功能不协调的问题。中小城市应特别重视基础设施、产业支撑、公共服务和就业保障,县城应努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,推动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化发展,助力解决中小城市萎缩的问题。
此外,谢伏瞻还表示,推进城镇化要突出生态优先,把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的全过程,坚持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,保护生物多样性,修复生态环境,建设生态基础设施,促进产业生态化发展。要实施智慧驱动,利用智慧技术对城市的软件与硬件进行重塑,对城镇化的各行各业进行再造,以智慧技术倒逼城市持续创新和不断发展,要以人文城镇化引领生态与智慧的城镇化,以智慧城镇化提升生态与人文的城镇化,以生态城镇化支撑人文与智慧城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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